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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人物高光?#20445;?#22825;鹅之歌”可否一直通行

      时间:2019年04月12日 来源:《中国艺术报》 作者:李金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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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人物高光?#20445;?#22825;鹅之歌”可否一直通行

      ——谈传记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
      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剧照
        传记电影,尤其是以伟人、艺术家为改编对象的传记电影一直是?#32654;?#22366;电影产业帝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从经典?#32654;?#22366;到当代?#32654;?#22366;,知名导演、编剧、演员主创的传记电影不仅?#20013;?#20986;品,更屡屡斩获国际大奖,评委们仿佛一直不吝于将各种重量级奖项颁给传记电影。在?#29976;?#32943;定的传记电影类型中,音乐传记电影本是一个偏“音乐粉?#32943;?#24230;”的小众类型,但2018年上映的纪念知名摇滚乐队“皇后(QUEEN)”乐队主唱弗雷迪·莫库里的传记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却将这一偏小众的类型推上了音乐传记电影的新高度。
        在专业影评人的激烈批评和大众粉丝口碑?#20013;?#21521;好的割裂式争议中,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恰如影片主人公弗雷迪一生的命运映照,在历经?#22797;?#26356;换主演、导演的波折中一跃成为2018年?#23383;?019年年初的影坛黑马,不仅斩获奥斯卡、金球奖、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多项国际重量级大奖,更以超越8.5亿美元的票房创下了“史上全球票房最高音乐传记电影”的历史纪录。
        编剧安东尼·麦卡滕?#25512;?#29305;·摩根是惯于创作传记电影的成熟编剧,他们秉承经典?#32654;?#22366;传记电影一贯的“为大众塑造的英雄人物不断突破挑战并最终凯旋”的叙事传统,在“皇后”乐队在?#33713;?#21592;布莱恩·梅、罗杰·泰勒以及主唱弗雷迪家人朋友的严格限制之下,选取弗雷迪生命历程中与乐队及成名曲有关的几个“高光时刻”进行排列组合,再叙了传奇摇滚音乐家弗雷迪的一生。不仅在英国曾经连续九周蝉联音乐单曲排行榜第一的经典曲目Bohemian Rhapsody被视为是?#24895;?#38647;迪传奇一生的隐喻,影片最后20分钟完美复现的live aid演唱会更被作为弗雷迪与“皇后”乐队的“天鹅之歌?#20445;?#23558;弗雷迪及“皇后”乐队定格在这最美最凄然,也是最毫无保留的一刻。
        传记电影不同于纪录电影,虽然二者都“描绘过去或现在的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?#20445;?#20294;是传记电影不是“人物志”或“民族志?#20445;?#20256;记作者”作为“书写生命的作家,描述人物具体行动的叙事者?#20445;?#22312;“生命记录”与“生命书写”的双重维度中更倾向以人物生平为创作素材进行故事的“再叙式书写”。可见,“再叙”式的创作并不是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的原创,大部分传记改编?#21363;?#22312;着对原故事素材的重组与再叙现象。但是相比其他音乐传记电影,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选择让叙事核心回归到音?#30452;?#36523;,用原声音源植入的方式为模?#20132;?#30340;传记故事“赋?#21462;薄?/div>
        正是这种“再叙事”的创作方式使得传记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在欧美评论界?#29976;?#20105;议。英国《卫报》批评它“选择将弗雷迪当作一位名人来仰视,而不是还原成一个人”。在常规传记片的评价体系中,不断探索传记人物的生命复杂性才是评论家们一贯认可的创作方式。但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却极力避免去探索人物的复杂性,为了凸显故事的戏剧性,编剧还不惜更改?#33487;?#23454;?#24405;?#30340;发生时间,即将弗雷迪确诊艾滋病的时间提前了两年,以凸显最后20分钟live aid演唱会“天鹅之歌”式的“悲壮”。这?#20013;?#20107;方式使得充满传奇性和复杂性的弗雷迪被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“音乐英雄?#20445;?#20877;组之后的“英雄人物突?#35780;?#22659;最终成功”的故事模式重复了?#32654;?#22366;工业叙事的窠臼。规避人物复杂性的套路化叙事被认为消弭了“皇后”乐队在上世?#25512;?#20843;十年代欧美新旧时代冲突的文化背景中,作为一个极其出格和极具颠覆性的乐队所呈现出的核心价值——艺术表现的突破性和对主流社会的反抗性。
        但是,专业评论界的批判却未能阻挡经典?#32654;?#22366;叙事模式对普通观众的征服,尤其是在原声音源的加持之后,这场音乐英雄的“天鹅之歌?#34987;?#26159;以无与伦比的音乐感染力将大部分粉丝?#25512;?#36890;大众再次吸引到弗雷迪的身边。在一首又一首经典歌曲的再回忆中,在最激动人心的live aid演唱会复刻中,观众仿佛第一次或再次亲临“皇后”乐队音乐会现场,难以抗拒地为弗雷?#25103;?#29378;。当票房突破8.5亿美元成为影史传奇的时候,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和它所叙述的主角弗雷迪以及同名歌曲Bohemian Rhapsody的发行一样,再次成为“黑马”并令人意想不到的火爆全球。
        因此,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对摇滚传奇人物弗雷迪的“生命书写”依托在了“皇后”乐队原声音乐的先在魅力上。影片第一编剧安东尼·麦卡滕一直都很擅长寻找传记人物生命历程中的“高光时刻”并?#20113;?#20026;中心勾连人物的各个侧面。在《至暗时刻》中他选择丘吉尔指挥敦刻尔?#33487;?#24441;的横截面作为他人生的“高光?#20445;?#22312;《万物理论》中他选择表现最不像“人”的理论物理学?#19968;?#37329;那最具“人性”的爱情故事。到了摇滚传奇弗雷迪,他选择用音乐去勾连弗雷迪的复杂性。麦卡滕认为弗雷迪和“皇后”乐队的“高光”是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,是打?#35780;?#21490;纪录“嗨翻”10万人的live aid 20分钟演唱会。于是,所有的“再叙”都聚焦在了音乐复现上,经典歌曲的原声通过“对口表演”的方式植入影片,对“燃爆”体育馆的演唱会进行了1比1复现,故事戏剧性的设计要围绕音乐展开并最终通过音乐解决。当观众能够再次感知到弗雷迪音乐的狂热魅力时,影片就成功地?#36842;?#20102;对人物的“生命记录”。原声音乐无可阻挡的感染力?#34892;?#19988;?#25797;?#22320;缝合了故事叙事上的裂隙、妥协、回避、净化、陈旧、老套等等不足。
        但“人物高光+天鹅之歌”式的“生命书写”是否可以一直通行?主客体之间生命层次的书写应该以什么为主?传记电影在改编人物真实人生命运时到底应?#31859;?#24490;怎样的思路?也许口碑割裂的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在票房和大众口碑上的逆?#21697;?#30424;,可以为当下的传记电影创作提供更丰富的思考。  
        (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师)
      (编辑:苏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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